当当低头京东 垂直电商迟暮******
1月10日,当当网宣布入驻京东,两者的纠葛最终化为一纸合作。回望过去13年间,当当网历经赴美上市、烧钱大打价格战的风光时刻,却也因资金失血、战略失焦、创始人内斗等问题陷入难以挽回的低谷。去年至今,垂类电商明星们要么接连倒下,要么转型为品牌商,全渠道开店寻找活路,当当网也会步其后尘吗?
1.2亿元的恩怨旧史
“商业战场上,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。”当当网与京东的合作,再次印证了这句话。1月10日,京东图书与当当网在北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,当当官方旗舰店在京东全面上线。截至当天下午5点,当当官方旗舰店在京东平台获得了14.7万人的关注。
从曾经的鱼死网破到如今的一笑泯恩仇,这桩看似普通的商业合作背后,是当当网和京东长达13年的恩怨情仇。事实上,双方的第一次“交火”可以追溯到2010年。那一年,当当网可谓“凶猛”:年销图书销售额超过100亿元;国内网上图书零售市场份额占有率超过50%;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B2C网上商城。据了解,在上市当天,当当网股价随即上涨86%。
在诸多光环下,一时风光无两的当当网宣布拿出4000万元促销,并直接表示“所有畅销品价格将比其他数码类网上商城至少低50-100元”,而此处的“其他数码类网上商城”更是直接剑指以3C数码品类起家的京东。面对当当网下的“战书”,刘强东立马应战,拿出8000万元的双倍补贴进行促销。
剑拔弩张之下,双方一度“杀红了眼”。据过往媒体报道,彼时,刘强东称当当网曾经对所有出版社表示不得给京东供货,而当当网则反驳此举为“独家战略合作”,是市场竞争下的正常合作方式,并将图书价格降至0元,要求多家图书供货商承担促销费用。除了图书业务,在2012年3月,当当网还与国美联手强化家电品类,试图撬开京东的口子。
然而,轰轰烈烈的价格战尽管以当当网守住图书品类老大的地位告终,但持续的高额补贴也让当当网元气大伤。而另一边,京东却借着这场与图书行业龙头老大的“价格战”在自己刚布局不久的图书领域打响了知名度,加大了其向全品类拓展的步伐。
为“五斗米”折腰
时至今日,当当网经历了退市、创始人离婚等风波之后,早已失去了与京东相提并论的资格。此番合作,与其说是冰释前嫌,倒不如说是当当网不得不折腰的无奈之举。
上市之后,当当网曾表示“将有更充裕的资金在更多品类上实施‘天天低价’战略”。然而,展开“价格战”一年后,2011年当当网四季度财报显示,当季亏损为2060万美元,反观2010年同期,则是盈利235万美元,当当网在财报中表示,亏损的原因是毛利下降以及市场营销费用的支出扩大。
商业世界的沉浮,总是被相似的逻辑主导。在当当网2016年退市之前发布的最后三个季度的财报中,当当网在2015年一、二、三季度均同比转亏,净亏损分别为970万美元、2120万美元、410万美元。烧钱换不来增长,当当网不得不“低头”求和,向曾经的竞争对手抛出橄榄枝。
2012年,当当网入驻天猫时,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便公开承认,入驻事宜是自己提出来的,李国庆曾说:“只要有好的流量,倒扣流水也比广告费便宜得多。”在微博平台,李国庆也表示“此一时彼一时”“从了,谁让人家流量大呢”。在与苏宁、国美、天猫、拼多多合作之后,当当网也逐渐在大众的眼里从平台方转换为商户。
与此同时,伴随着退市、创始人“抢公章”等风波,当当网引以为傲的图书经营业务也出现了问题。2022年7月,当当网深陷“盗版书”风波,有消费者因为在当当网“买9本书都是盗版”,且与平台客服沟通未果,将当当网告上了法庭。而此前,李国庆常常指责淘宝假货泛滥,甚至一度屏蔽了一淘对当当的数据抓取。
亏损扩大、主营品类“失火”,当当网的故事走向了结尾。“当当网在品类拓展上没有取得预期效果,随着天猫、京东和拼多多快速增长,以及微信小程序电商、抖音快手直播电商全品类发展,当当网全品类拓展上的资金、人才、用户获取、物流服务等方面不再有实力参与新旧综合电商平台的竞争”。零售电商行业专家、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向北京商报记者说道。
垂直电商步入迷途
逐渐淡出用户视野的不止当当网一家。2022年以来,太多垂类赛道的明星玩家或倒闭,或挣扎在生存线边缘。易趣网、蜜芽、每日优鲜接连关闭主站,而洋码头、考拉海购则深陷资金流恶化或业务团队裁撤等困顿中,剩下的企业如叮咚买菜、兴盛优选等则选择大幅收缩战线保命。
特别是在流量大盘增幅到顶的情形下,再与综合电商拼抢流量,垂直电商越发显得力不从心。但后者似乎也不甘心黯然退出,而是利用平台前期积累的用户客群、品牌心智和供应链资源发力做自有品牌,并在综合电商、短视频平台多渠道开出品牌店铺。较之平台,垂直电商反而活得越来越像供应链公司。
哪有流量就去哪,为了活下来,企业不再瞻前顾后。例如在2020年9月,蜜芽创始人刘楠亲自在抖音为“兔头妈妈”自有品牌带货,而网易严选于2018年9月就已经在天猫、京东等平台开店,随后还入驻了拼多多、抖音和快手。2021年3月,洋码头开通抖音账号,将跨境供应链能力开放给抖音的主播和机构并提供选品服务。
及时调转船头确实显现出成效。网易严选数据显示,2022年“6·18”期间,网易严选淘系渠道销售额同比增长80%,而抖音快手渠道同比增长75%。
某种角度而言,垂直电商广泛扩展渠道虽能谋求更多利润来源,但并不代表着其可以侥幸逃过竞争,从平台方跳脱为品牌方更是要历经经营思路、供应链结构、业务人才储备等维度的剧烈转型。刘楠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外坦言“在母婴行业做了十年,真正做品牌后才发现立场不同,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完全不同”。据了解,未来刘楠计划在品牌研发上投入3000万元。
当当网的命运似乎也将殊途同归。庄帅向北京商报记者判断称,入驻京东意味着当当很有可能会放弃独立电商平台,转变为图书供应链公司与综合电商平台合作进行发展。
做好政法网络舆情工作的十大创新思路******
寄语
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平台的普及,各类社会思潮、现实矛盾、群体情绪汇聚网络空间交互影响,网络舆论场愈加复杂多变,依法妥善处理网络舆情、降低负面事件的冲击与挑战,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,也是各地政法机关的本职要求。因此,不论是信息公开,还是热点回应,或是政策发布,最终目的是弥合分歧、减少误读、促成共识、增进公信,为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场,政法机关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,增强能力水平,提升舆论认可度和满意度。
1 合法性原则需摆在首位
随着法治思维深入人心,舆情处置的法治思维显得更加基本且必要。“依法办理”这一舆情处置关键之道所要求的“规范执法、依法处置”是影响舆情走势最重要的因素。政法机关唯有在依法处置的前提下,在发布内容、时间、节奏等技巧之“术”上采取针对性的舆论引导措施,方能确保舆情态势能快速走出困境。“依法办理”既是舆情处置的关键之道,也是舆论引导的前提和基础。如果政法机关不能做好依法办理这个“最先一步”,舆论引导和社会面管控这些技巧之术将成为“无本之木”。
2强化舆论阵地意识
在新媒体时代,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、主战场、最前沿,大量的网络热点背后其实是社会思潮的较量。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新兴舆论阵地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,一些负面思潮的叙事逻辑从宏观转向微观,常常聚焦公众的日常生活,通过采取煽情的路径触发舆论共情心理,导致一些偶发的热点个案被上升到政治、法律、意识形态等制度层面。因此,舆情应对不仅成为舆论引导重要手段,更应成为争夺舆论主导权的前沿阵地。政法机关需要强化意识形态敏感性,依法依规处理好网络舆情,及时消除个案被舆论场赋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。
3树立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
随着热点事件的复杂性增加及周期延长,跨系统舆情的连续多年呈现上升趋势,舆情处置工作不再限于某一家政法机关,甚至不限于某一地政法系统。从舆情发酵过程也能看出,舆情治理不止于一家单位、一个地区的责任,执法司法权威与公信力覆盖整个政法系统,一旦某地舆情回应不力,舆论负面情绪会波及并延伸至相关体系内部。换句话说,所有公权力部门都可能面对“塔西佗”陷阱,这就要求舆情处置部门也要树立“共同体”意识。正如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、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所组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,全国各地政法机关需要树立全局意识和协作精神,共同应对舆论压力,共同维护执法司法公信力。
4认清舆论场的复杂性和风险性
在舆情工作中,无论是负面舆情处置还是正面宣传工作,风险意识一直是政法机关强调的要点,需要充分了解相关工作潜在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影响,更具靶向地采取措施,推动工作呈现实效。这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研判相关风险时,不仅要知其然,提高防范意识,还要知其所以然,对当前舆论环境充分的了解,进而做出精准的风险预判及研判。只有看清热点事件背后所附着的社会思潮、舆论风向、议题“靶点”,做到知己知彼,才能在舆情发酵阶段做出精准研判,在舆论引导阶段明晰重心所在。例如,近年来接连出现多起与“女权”相关案件,其中四川女子“拉姆”遇害案、成都女子饭馆劝烟被泼水等事件均引发极端女权的罔顾事实的“狂欢”。对于这类带有明显议题特征案件,政法机关就不能以普通案件对待,需要及时预判舆论炒作点和舆情敏感点,增加回应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和预判性,以免被炒作势力钻空子、揪辫子。
5适应新媒体时代工作需求
当下我们正处在短视频时代,网络热点舆情事件通过短视频的传播增加了发酵速度与烈度,“发酵快而急”“小事闹大闹炸”的趋向十分明显。而一旦舆情发酵,涉事政法机关面对全网舆论的关注压力,常常会出现回应处置不及时而被网民追打的局面。因此面对舆情急速发酵的情况,如果政法机关还按照往常思路,层层上报等审批,网络舆情已经升级恶化,很容易错过了回应舆情的最佳时机。对此,政法机关需要形成适应网络时代的舆情工作思维,在发现、上报、研判、处置、引导等各个环节建立常态化方案,在突发舆情出现后能够从容不迫,不落后甚至能够跑赢网络舆情的发酵速度。此外,在工作方法上,政法机关也需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分析方法,不断提高舆情工作的主动性和及时性,重视舆情溯源和关键节点追踪,找到舆情推手和背后力量,在应对舆情时更加从容。
6重视情绪管理与疏导
后真相时代,感性主导理性,情绪先于事实。网络舆情实质上是社会不良情绪的富集,负面舆情的爆发很多时候是由负面情绪点燃的,舆情最终能够平息也多是因为情绪得到宣泄和释放。对此,政法机关一方面,在舆情风险研判时需要考虑社会情绪的影响,以免踩中“雷区”引火烧身;另一方面,在舆情回应处置过程中,同情当事人的不幸遭遇,关照事件背后的公众情绪,能够有效引导舆论理性表达。例如,2021年5月29日晚,南京新街口发生一起男子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的事件,其中有市民见义勇为被刺伤引发网民关注,在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公安对见义勇为人士表达敬意,表态要加强排查整治、严打违法犯罪行为,相关部门专门介绍了“胖哥”救治情况。一系列表态及做法既回应了公众“好人有好报”的朴素情感,也满足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期盼。相反,缺乏情感关怀的通报案例也不少,类似“领导高度重视”“受害者情绪稳定”“情况不便透露”常常招来嘲讽批评,删帖、封口更是堵住人们释放情绪的渠道,必然适得其反。
7不回避舆情、不盲从舆论
舆情并不都是真实的民意,被流量操弄的伪舆情和假民意,具有迷惑性,虚高热度容易令政法机关手忙脚乱,一不小心就被舆情带偏,脱离依法依规处理的原则和底线,反而使自身负面缠身。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网络舆情处置中出现“按闹分配”“不上热搜不解决”等不良倾向,变相鼓励了网络水军和自媒体制造舆情倒逼官方处置的现象,其中的反转舆情不仅滋生网络暴力加剧舆论场失序风险,还消耗政法机关的精力与公信力。因此,政法机关对于热点事件既不缺位也不越位,兼顾法理情的有机统一,确保处置工作经得起舆论检验和时间检验。
8建立舆情风险研判会商机制
近年来,网络舆情已成为公众对现实社会情感和态度的一种常见表达方式。政法舆情作为网络舆情的一个重要分支,也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而备受社会舆论的重视。在舆论看来,政法工作代表着公平正义,由此引发的舆情能否有效处置也与公平正义密不可分。因此,各级政法机关在出现涉政法舆情后,其应对水平较之以往也有了明显提升。但要看到的是,政法机关在面对千差万别的涉政法舆情时,仍将重点放在“应对”二字上,缺乏对舆情本身生成发酵的原因深入分析,在回应、引导和处置层面无法采取针对性措施,这也就导致出现回应缺乏重点,引导方向出现偏离等情况,使得舆情并未因“应对”而平息。因此,政法机关在处置涉政法舆情时,需将重心放在如何做好回应、引导工作上,而非简单停留于“应对”层面。
9强化有效信息供应原则
突发事件发酵速度快、信息量集中、话题扩散频繁,在信息真假不明、传言流行的时候,公众最希望看到来自官方的声音和态度。可以说,舆情工作的效果好不好,很大程度在于信息供给到位不到位。如果官方信息供给不透明、发布不及时,网民根据舆论场现有信息的误导或自身想象,很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,给舆论引导工作带来挑战。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,发声权的全面下沉令更多人具有“发布者”的能力,足以影响整个舆论场的信息供给格局。因此,在突发公共事件中,政法机关作为处置主体,需要坚持高效率、高质量、动态化的信息供给方式,尽力放大己方的声量与覆盖面,压缩“竞争者”的影响力。此外,在处理热点事件的衍生舆情或二次舆情,由于此前的舆论势能积蓄,舆情再度喷发时的烈度与广度可能更胜以前,更需要处置部门准确掌握公众情绪、精准回应舆论关切,以稳定、有效、及时的信息供给稳定社会情绪,进而进行舆论引导。
10坚持舆情工作闭环思维
闭环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有效的舆情管理,形成一个连续、封闭的处置回路,确保舆情处置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有效衔接。当前,政法机关对于舆情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,组织了专业力量进行网络舆情监测,为防范敏感信息发酵成热点事件发挥出重大作用。但是,目前在实践中,各地相关部门仍有“重开头轻后续”的处置倾向,即舆情发生之后或者发现舆情苗头之后,基本都能比较迅速地介入并作出回应,能够从程序上完成政务公开的基本“规定动作”。但是首次回应之后,后续处置往往不太理想。一旦舆论关注度降低,网民被其他事件吸引而不做关注,那么涉事部门很容易转而放任舆情“敞口”,导致风险持续存在。因此,良好的舆情处置工作应当建立健全的闭环舆情机制,做到从预警发现到处置善后的全环节覆盖。具体而言,就是在整个处置过程中,政法机关需要密切关注事件发展动态,加强舆论场信息和网情民意的收集,对公众的关注焦点和诉求出现的新变化保持敏锐的感知度,并及时作出审时度势的处置和反馈,以实情工作促使舆情降温。
(作者:法治网舆情中心 编辑:彭晓月 刘思源)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